一、上溯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，探微索隐，阐发医理

    （一）深研医易和运气学说，探索自然变化与人体生理、疾病的发生、发展和痊愈的规律 历代医家对医易及运气理论有较深入认识。刘师从长期临证实践中亦深刻感受到五运六气不失常度，摄生不慎或运气失常，均可使人体荣卫气血运行乖乱，而不能致疾病。根据时序气候，各类病变发作有时；根据气运的亢害承制规律，疾病的传变可循寻；根据人体气血荣卫的运行，疾病的预后可预期。故探索自然规律，在疾病的流行趋势、诊断和适时用药、判断预后方面有重要意义。刘师特为此著述《玉函演蕴》论文一篇，上篇《藏经大法》于1978年敬献于第二届全国科技大会。在临床应用上，刘师亦运用运气学说。如凡年、月、日时厥阴用事，刘师常以桑菊饮治疗外感诸证；凡太阴受病，率以理中丸等主之；并常规定恰当的服药时辰，以药力助经气，捉拿病证早愈。

    （二）重视人体正气盛衰，倡扶正御邪和扶正祛邪。 《内经》云：“邪之所凑，其气必虚。”刘师认为人体发病的原因根本在于体虚。卫表阳气虎则易感外邪，脾胃中阳之虚则易伤于饮食之邪；内五脏气虚不能任物，则易伤于情志。病邪一旦中人不能致病，留连不去，往往亦因为正气虚，不能驱邪外出。故刘师治病多用温养益气之品，生发脏腑之气，助动血液运行，以培补正气，御邪中人或祛邪外出。在培补正气方面刘师发挥《内经》之旨，特别重视调睡眠以养其精，调饮食以养其形。孙思邈说：“精以食气，气养精以荣色；形以食味，味养形以生力。”人只要纳寐俱佳，则精神气力可由之自生。故刘师每于各种方中加入安神宁神、消导和胃之品。

    （三）崇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脉诊，重视脏腑寒热虚实辩证 《内经》有脉要精微、平人气象、玉机真脏、三部九候等篇论脉。《难经》对《内经》脉法广有发挥，并首倡寸口脉诊及菽法权轻重的指法和以呼吸分脉之阴阳。刘师临证，每每几乎仅持脉断证，令人惊异。其不但重视寸口脉诊，往往根据病位不同参以人迎趺阳。他以阴阳归类，执简驭繁，并结合寸口脉寸关尺，以天一生水、地二生火的规律候脏腑之气，对疾病的病位、病性做出准确判断。 刘师重视脏腑寒热虚实辩证。他诊病尤其内伤诸病先论脏腑为纲，次论气血阴阳为目，再以虚实别之。并且经常运用五行生克制化来说明脏腑间的关系，指导对疾病传变中脏腑间的相互影响和治疗中“隔一隔二”之治，如常补土克水以治心、补肺能调以治水等。

    （四）探微索隐，发微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之旨 对《内经》所论的一些基本法则，后世临床少有运用，或理解有错讹，刘师以阴阳至理、五行高论 阐释并灵活应用于临床。如《素问》云“春夏养阳，秋冬养阴”，刘师运用于养生和用药，反对在春夏过食寒凉物和过服苦寒泻下药物；秋冬宜敛藏、不行劳欲太过，扰动阳气或恣食辛温香燥之药物或食物。又若关于“苦生心，心欲苦”，刘师在临证时常用苦参等药物以冶心。又以脾运主黄，故认为黄连等黄色药物有坚阴厚土之功，当视为中焦补药。

    二、精于伤寒，承长沙妙旨 刘师毕生致力《伤寒论》，凡四十余年不释其卷，《伤寒论》原文闭目可颂，《伤寒论》经方信手拈来。常以《伤寒论》方药起沉疴重疾。

    （一）谨守“护阳气、顾阴液”的治疗思想，注重立身之本 刘师认为：夫阳气者，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概括，阳气亡则神去生命息；夫阳液是人体生命的基本物质，阴液竭则形消生命亡。反观《伤寒论》之方，麻挂之类名为汗出祛邪，实为振阳；温中之辈名为温里散寒，实为补阳；白虎汤名为清里，承气辈名为攻下，实为救阴护阴。只柴胡类疏表清里和中，亦为运转枢机，以利气津畅行。故刘师临证每重护阳存阴，认为这是留人治病的正确选择。

    （二）外感多寒邪论，善从治人立法 刘师认为《伤寒论》本为外感热病所设，非单指寒邪，其“寒”字当从邪字理解。后人《伤寒论》多用温药，便认为是为驱寒所设，非也。温药之用，一是取其行散之性以驱邪（包括六淫等外邪），二是温药助阳扶正以御邪托邪并治因邪侵导致虚损之阳气。另从六气论，外感六淫之邪以寒邪居多，其余五邪皆可由寒邪而生，因而古人有“外感多寒邪”一说。帮刘师在治疗外感病时喜用温药，所谓“发表不远热”，即便是伤于热邪　者亦不避温药，如常于银翘散、桑菊饮中加入麻桂类，以其辛散邪，以其温助卫，而获良效。他还认为，有孟浪者常以大苦大寒大泻之物攻人，虽可得于一时，实则伐生机，折人寿命，为医者不可不慎。 　　

    （三）运用六经辨证，意在伤寒外感之外 　　刘师认为：六经辩证实质在于：（1）反映疾病循行部位。（2）反映疾病的传变规律。因此，其意义远在外感热病之外。可灵活运用六经辨证规律，应用于内伤杂病等。如在治疗胆囊炎时，以该病常伴背痛，而用桂枝、葛要等行太阳经气以止痛°治疗内伤饮食而致脾胃阳虚时，以病在太阴雨而断用理中主四逆辈温脾阳°治疗表邪发热时，以阻断法加入石膏类清里透邪以防表邪深入阳明。 　　

    （四）常用＜伤寒论＞方药起沉疴重疾 　　刘师效法喻嘉言等“三纲立鼎”说，临证善用桂枝、麻黄、青龙三方，常以之治沉疴重疾而获奇效。如有以桂枝汤之抑肝扶脾治慢性病毒性肝炎者，有以麻黄汤治缩阳症者，有以青龙汤治心源性哮喘及肾病者，无不发挥其奇思新意。对于白虎汤类、承气汤类、小柴胡汤类、理中四逆辈多有新用，如有此白虎汤治皮肤诸疾者，小柴胡汤治精神失常诸疾者，理中汤治四末诸疾者。 　　　

    三、采摭东垣之精义，参以已意，帝涉诸家 　　

    （一）善补脾胃，培护元气，倡甘醇平正 人身元气由先天所生，后天所长，而人身诸气莫不由胃中之水谷之气所化。李东垣明确指出：“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也。”刘师认为人体生命活动无不赖元气之温煦、推动、滋养，故可化元气的胃气便十分重要，是谓“胃气存则神气存，胃气绝便生命息”。而脾胃居中焦，其类土，喜甘醇厚味，如＜内经＞所说：“备化之纪，气协天体，德流四政，五化齐修，其气平，其性顺，其用高下　其化丰满。。。”故刘师常倡导以甘醇平正之品培补胃气。笔者跟师三年中，刘师临证凡几千计，以白术茯苓、炙甘草、参芪等甘平、甘温、性平、无毒物使用最多。 　　

    （二）调升降枢纽，治上下四肢百骸之病 　　升降浮沉是自然界事物的基本运动形式，正常情况下，升降相替，浮沉更变，周而复始。对人体而言：“精气先输脾归肺，上行春夏之令，以滋养周身，乃清气为天也；升已而下输膀胱，行秋冬之令，为传化糟粕，转味而出，乃浊阴为地也。”而脾胃属中土，土在升降浮沉和万物的生长化收藏过程中，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。对人体而言，脾胃在脏腑精气的升降运动中着重要作用。刘师认为脾气主升、胃气主降、脾胃居中，故脾升胃降是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基础。一旦升降失调，便百病丛生。脾气　不升则脑府失养而头晕、目眩、耳鸣，阳气沉降而乏力、神疲、短气及食泄等，胃气不降则呕吐、呃逆、暖气、头错（浊气上泛）等。故刘师常以调中、补中降胃治疗脑窍及上、下焦诸病。 　　

    （三）旁涉金元明诸大家，完善脾胃治法 　　　

    1、健脾不如各胃。胃气失和则五味不藏，五气失养。李东垣说：“五脏禀气于六腑，六腑受气于胃，胃气和平，营气上升，始生温热。”故健脾有赖于和胃。刘师常用和胃消导之药，以国气宜空宜通宜泄，故用通补法和补胃气。 　　　

    2、药当从温，不可热。刘师治脾胃，常以甘温灵动药物，缓以填土。重视中气的作用，使阳从内生。 　　　

    3、火与元气不两立，重视苦寒反佐。刘师谓胃为多气多血之需，常优其塞而非虑其空虚，其易遏化热，故十分重视于温补药中加入苦寒反佐，防其过热耗损元气。

　　　四、纳叶、薛之学，翼附外感学说 　　

    （一）强调领会医理，拼弃寒温之争 　　刘师认为：伤寒与温病治法的不同，一是缘于受邪渠道的不同。寒与温同属外邪，一者自皮毛而人，当以汗发；一者自口鼻而人，当以清透。二是邪气性质不同，寒为阴邪易伤阳气、温为阳邪易伤阴津。然只要谨遵＜内经＞正胜邪复、阴阳易理可知：寒温本属天气四时之异化，致病同本于正气不足，病理转归同是阴阳两伤，故其治虽异；本质相同。故临证时不得抱派别之成见，当明阴阳之道，适当裁度，以效为期。 　　

    （二）融两家之长，补各自之遣 　　伤寒治法以护阳气见长，其救阴法却只限泄热救阴，一百一十三方中鲜有单纯救阴护津者；温病治法重在护阴救阴，对温热药施用颇多忌惮。刘师认为伤寒之汗吐下法不但伤阳，液脱亦不鲜见；温热病邪煎灼阴液，然耗伤阳气往往致危，故温病甘寒养阴药物如玉竹、石斛、茅根等往往可用于伤寒方中；伤寒之参附回阳甚急，亦可用于温病后期之危证。刘师在临床上十分关于寒温同用，辛润同施，兼顾阴阳。 　　

    （三）善用轻清芳化治上部 　　刘师认为头为清府，常宜晴朗，故常以轻清芳化之品袪头部之雾醒，宜上窍之邪热，引达气血之上行。即使在虚证方中亦时加苏叶、荷叶、桑叶、薄荷等芳香宜窍之品。对营血分热邪，刘师亦常以温病治法加入凉血、散血及‘羚等凉血袪风之品。